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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DQ周庭事件:让法律问题回归法律

活动网-东东2018-2-7 08:09 阅读(2917)

文丨卢雯雯

香港众志副秘书长周庭日前被选举主任取消其立法会补选参选人资格。社会对这一事件有着诸多看法和相当大的争议,本文拟对本事件涉及的法律问题予以分析,并简要回应关于自决的理解和对个人权利的保护。

第一,周庭所签署的确认书是否符合本地法律?确认书是由选举管理委员会在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前首次提出,即要求参选人在递交法定提名表格之外,额外签署一份确认书。提名表格本身已经包含一段声明,该声明与《立法会条例》的相关规定一致,即要求候选人表明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确认书将这一条细化以确保候选人充分明白其应当拥护的《基本法》具体内容,包括香港为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第1条);香港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第12条);以及《基本法》的修改不得与中国对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牴触(第159(4)条)。同时,附属立法《选举管理委员会(选举程式)(立法会)规例》相关条文规定选举主任可要求参选人提供资料,以考虑其提名是否获确认。确认书因此与本地法律是一致,可认为是额外增加一项资讯供选举主任作出决定。

审核参选人资格理据充分

第二,法律是否赋予选举主任相应的权力来判断参选人资格?要求参选人签署提名表格和确认书,当然是希望签署人有真诚意图,否则没有任何意义。在之前的歷次选举中,选举管理委员会并没有强调真诚签署这一点,选举主任也从未就这一要求进行实质审查。在过往选举中,参选人只要符合参选的形式要件,以及没有法定的不能参选的情形,即可获得参选资格。但以往并没有强调和没有做实质审查并不等于在法律上就没有依据,也不等于不能严格执行。根据本地法例,参选人是否获得有效提名,最终是由选举主任作出决定。法定的提名无效情形就包括,如果选举主任认为提名表格(包括提名部分、声明及誓言部分)未按法律规定填妥或签署,可决定提名无效。因此,如果选举主任根据相关资料,判断参选人没有依据其真实意思作出声明,那么该参选人会被视作未按法例签署,其提名资格将不获确认。

第三,选举主任如何判断参选人签署参选表格和确认书是出于其真实意思?参考2016年选举主任否决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香港民族党陈浩天等人参选资格的个案,选举主任在作出决定时,参考了参选人接受媒体公开採访时的视频、本人社交网路上的帖文、本人上传的图片和视频等。并且根据《选举管理委员会(选举程式)(立法会)规例》提出关于政治立场的补充问题以判断参选人是否作出虚假声明。以梁天琦为例,梁在参选期间,虽然曾表示不会继续主张及支持港独,但接受传媒採访时曾公开表示手段与目的不是一回事;又曾在Facebook发表支持港独和自决的帖文和影像,但稍后又将该帐户关闭,新开帐户表明拥护《基本法》。选举主任由此认为梁的言行前后矛盾,试图模糊其真实的政治主张,签署声明和确认书以及回覆选举主任否认其支持港独,都是为了跻身立法会而作出的虚假声明,从而否决其参选资格。

在解释作出DQ周庭的决定时,香港岛地方选区选举主任邓如欣指,她参考众志过去发表的公开文章,其中提出将独立和地方自治等选项列入公投选项,以及将推动公投作为主要方向之一,都是与《基本法》中实施的一国两制的原则相违背。周庭作为创党成员之一,必然是同意众志的纲领并会予以推动,周也并未与党派划分界限,一直担任党内主要角色。因此表面上看,周庭即便签署声明和确认书,也并非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周庭提交提名表格后,众志已经删掉主页上以‘民主自决’作为最高纲领的字句,但在党派简介中仍以天朝中共和资本霸权肆意打压,自主自立遥不可及及与极权拉锯等叙述表明其反对中央政府的立场。由周庭本人撰写的文章明确写到其对自觉运动的展望,包括具宪制效力的前途公投中加入独立的选项以及推动重订主权约章。实事求是地说,这些表述让读者感受到周及众志提倡和推动自决的本质,是因为其并不认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和一国两制,选举主任作出的对其真实意思的判断并无不妥。

有反对意见指,选举主任以众志的纲领和言论DQ周庭并不合法合理。但选举主任在考虑周是否是真诚拥护《基本法》和效忠中央人民政府,所能参考的无非是其曾经发表的文章和公开言论。周庭的公开发言以及在众志网页所公开发表的文章常以众志作为主语取代我,所以其实很难辩解称众志的立场与周毫无关系。也有反对意见指选举主任在考虑陈浩天和梁天琦等人的个案时与今次DQ周庭的标准前后矛盾、标准不一。但须指出的是,2016年9月立法会选举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没有针对《基本法》第104条作出释法,选举主任当时所参考的法律同现在并不一样,因此可以理解选举主任两次给出不同的解释。

周庭自决主张违宪违法

需要说明的是,本地法例虽有赋予选举主任酌情判断的权力,但确没有在条文中对许可权进行清楚说明。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被取消参选资格的陈浩天、梁天琦和赖绮雯,以及质疑刘小丽参选人资格的关新伟先后入禀高院提出选举呈请,质疑选举主任的决定。目前相关个案尚在法律程式中,未有宣判。过往的选举呈请个案涉及的主要是选举中是否有舞弊、贿选、不当宣传等非法行为,未有涉及2016年选举和此次补选出现的确认书和选举主任许可权问题。本地法庭因此需要面对新的法律问题,而这涉及对《立法会条例》条文和相关附属立法的理解。虽然笔者认为本地条例所做的要求不仅仅是形式要求,而是赋予选举主任可以对参选人的真实意图作出酌情判断的权力。但本地条例的确没有非常明确地说明,需要等待高等法院的一审判决,甚至可能需要通过终审法院的上诉审判决才能有最终结果。特别是考虑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第104条的解释,将针对公职人员的要求延伸至参选人,指参选人同立法会当选议员一样,均需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该条释法在选举申请案件审判时,应当会成为讨论焦点,即是否适用于选举主任判断参选人资格的情形。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取消周庭参选资格合乎法律。但实践中还需要进一步清晰和透明化相关程式。首先,每次选举时选举主任可根据当时的法律要求与事实证据酌情作出判断,所以这一次补选同上一次立法会换届选举标准不一致可以理解,但在同一次选举中应当做到标准一致。其次,选举主任若否决参选人资格,需要列举足够的证明资料以解释其决定。这当然会增加选举主任的工作,但以如今资讯公开的程度和传播的广泛程度,相信会有多种方法获取参选人的採访视频音频,以及公开发表的文章等。

最后,笔者想简单回应争议颇多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对于港独和自决的理解,另一个是关于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言论、表达自由等权利的保护。

首先,有反对意见指自决的形式、时间表和后果,例如公投之后是否承认或继续推动港独,都仍然是要由中央政府来决定。

例如西班牙政府未有接受加泰罗尼亚公投的结果,反对派也因此称自决同港独是两回事,自决仍然是符合一国两制。平心而论,如有政党在政治纲领中提出并决意推动自决,而自决的重要内容即是香港是否需要独立或重新决定主权归属,以普通人的理性推论,这显然是有违《基本法》第一条的明文规定,以及《基本法》包含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精神。

任何权利都须有合理限制

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在不同场合都强调,港独、民族自决或以公投决定香港主权归属,都不符《基本法》下的香港作为直辖中央的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及法律地位,也偏离了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政策。在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表态符合法律规定和法律整体精神的前提下,为何反对派要一再挑战对方底线,激起双方对立?香港作为一个政治和法律上极为特殊的区域,在制度安排上需要相当的谨慎。政治人物也需要多考虑言行的政治后果和政治代价,如果不能给予对方足够的尊重,很难形成政治良性互动,于己于香港社会都没有任何益处。

其次,法律界选委、欧盟早前分别发表声明,指政府决定侵犯了本地法律和国际法中对参选权的保护,以及压制了选民意愿的自由表达。这样的表述非常模糊,从法律上讲也并不准确。选举主任取消周庭的参选资格并不是基于她的政见,而是因为选举主任认为她作为参选者并不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上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该项拥护和效忠的规定是否构成对相关个人权利的正当限制。需要明确的是,任何权利在受到法律保护的同时,都是有其边界的,必须受到法律规定的必要、合理的限制。香港法庭在考虑对权利的限制时,会考虑对该限制是否有利于保障公共秩序和维护公众利益,以及相应的限制措施是否合乎比例,未有超出必要限度。

在1999年吴恭劭、利建润案中,香港终审法院对公共秩序做了较为广义的解释,运用到该案中,指其包括保障香港回归后的顺利过渡及维护国旗区旗所象徵的一国两制,因此国旗区旗条例对表达自由的限制是正当的。在其他普通法法域,法庭在相关案例中也会考虑个人权利的行使是否涉及保障国家安全和公众安危、禁止煽动犯罪或种族仇恨、维护某些道德准则、保护他人的名誉、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正等公共秩序的保护。因此如果参选人关于本地宪制性基础和国家主权的言论涉嫌损害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乃至导致国家分裂、损害一国两制,从维护公共秩序考虑,通过法律对其施加一定的限制应当是必要和合理的。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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